民主革命先行者刘百泉
张永华
他，信仰三民主义，先后参加护国运动和护法运动；他，追求真理，竭力服务革命导师孙中山，曾任讨贼（袁世凯）军总司令；他，热爱桑梓，关心群众疾苦，为民伸张正义。他就是民国时期国民党政府监察院调查专员刘百泉先生。
刘百泉，原名丕汉，生于1878年8月，西乡县水东坝刘家湾（今城南街道办事处板桥村）人，少年时曾就读于汉中陕南公学。1905年，在陕西省优级师范学堂求学，因秘密谋划撕毁学校限制学生革命活动的布告，该校学监程某以闹学潮罪名，通令缉拿他。当时满清王朝摇摇欲坠，上海的革命气候比较浓厚，刘百泉只身南逃上海考入上海公学，旋转入理化专修学校，多次参加上海学潮活动。
上海公学毕业后，刘百泉历任汉口《大江日报》、芜湖《中江日报》、上海《黄报》记者及《上海汉文协和报》总编辑，并在当时的进步刊物《民呼》、《民立》两报兼职。此间，刘百泉为上述各报撰写了大量传播进步思想的文章，并在上海参加了孙中山先生组织领导的同盟会。1911年10月，武昌起义成功，各省纷纷响应，11月上海光复，刘百泉与陈乙白等策划沪军反正，共推陈其美为沪军都督（陈其美1878～1916，浙江吴兴人，中华民国早期政治人物）。
1915年12月，袁世凯复辟称帝，刘百泉与韩恢等坚决拥护中山先生，支持云南坚决反袁，在上海与“保皇派”展开激烈斗争。次年，袁世凯改纪年为“洪宪元年”, 刘百泉接受兰天蔚委派（蓝天蔚，湖北黄陂人，民主革命者），到当时“护国运动”薄弱的兰州，宣传革命，开展反袁活动。
1917年（民国6年），孙中山在广东就任大元帅，刘百泉与挺进军司令韩恢（江苏省宿迁市泗阳县人，少有大志，一心报国）同往汕头，出任军秘书长兼参谋长。总统府成立后，供职内务部交通司。孙中山任命韩恢为讨贼军总司令，韩恢邀刘百泉主持军务。不久，韩恢遭齐燮元杀害，军中公举刘百泉代理总司令职务，坚持讨贼战争，支持危局数月。之后，先后任山陕军司令部总参赞、广东建设部科长等职，并兼任黄埔军校教学工作。
1924年1月，中国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，陕西代表未能如期到达，孙中山指派刘百泉先生为陕西代表，参加了大会。这次大会通过了“联俄、联共、扶助农工”三大政策，奠定了国共合作基础。
1925年7月，广州国民政府成立，刘百泉任政治部主任，1926年随国民革命军北伐至汉口。此时中山先生已经逝世，蒋介石夺权，国民党内派系之争十分激烈。中山先生实现“三大政策”的遗愿，遭到蒋介石破坏，蒋介石用“清党”手段，排除异己，邓演达被蒋逮捕（邓演达，广东惠州市惠阳区人，中国杰出的民主革命战士，著名的政治家、军事家，伟大的爱国主义者，中国国民党的左派领袖人物。历任黄埔军校教练部副主任、黄埔军校教育长），刘百泉与邓演达关系密切，也遭受牵连被逮捕，关押于广东东山监狱。鉴于当时蒋介石镇压异己的残酷手段，刘百泉之妻伧促中将家藏进步刊物以及一切文件书籍悉数火炬，使搜查时一无所获。事后刘百泉虽得出狱，但已不能得到当权者（亲蒋派）信任。国民党元老胡汉民被蒋介石软禁，（胡汉民，广东番禺人。中国国民党早期重要领导人，孙中山的主要助手之一），刘百泉对胡汉民深表同情，多次到胡汉民软禁处双龙巷去探望。“4.12政变”和“马日事变”后，刘百泉对政局深感灰心失望，从此脱离国民党上层，再未出任显要职务。1927年下半年至1930年底，刘百泉先后干了一些闲缺，如交通部闽粤特派员（考察两省路政、邮电、航运等事务）、汕头电报局局长，福建、天津、山东等省电政管理局监理等。1931年，刘百泉受邀于右任到监察院供职，一度又与该院秘书长王陆一意见不合，王陆一欲排挤，刘百泉愤而半年不上班，于右任见状调解，告诉王陆一：“刘百泉、焦易堂和我是陕西三个较早的同盟会员，论资格是老的，只是这人太古板，你不要跟他过不去”。经过于右任的调解，刘百泉方与王陆一矛盾稍释。1931年监察院长于右任委刘百泉为该院调查专员，遂在南京定居，并主持“陕南旅京同乡会”工作。当时陕南去京的青年很多，刘百泉无不给予帮助扶持。同时，他对桑梓的公益事业也极为关切，得知西乡午子山白皮松被人大量偷伐后，立即电告陕西省主席邵力子及驻汉警备司令赵寿山采取措施管护，不久，驻汉警备司令部的告示就张贴在午子山下，严禁砍伐白皮松，为保护家乡名胜做了一件好事。刘百泉服务革命导师孙中山和家乡的行动，得到当局和群众好评。同年，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题写“刘氏宗祠”匾额悬挂板桥湾刘氏祠堂大门，惜“文革“被毁。
刘百泉在民主革命的早期，追随中山先生担任过一些重要职务。中山先生逝世后，由于派系之争，遭受排挤，职务大起大落。其为人对上不善逢迎，古板浑厚，对于青年后辈则多方资助，不遗余力。他在南京时与陕南在京供职的名流刘次枫（刘次枫，陕西略阳人。清光绪三十四年毕业于陕西高等学堂。1911年在上海，经于右任、邵力子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）、庄希安、傅鹤峰等组织并主持“陕南旅京同乡会”，一切费用及会议地点均由他提供。上世纪30年代，西乡青年去京者为数不少，尽管他们中的一些人，今已耄耋之年，但对刘百泉的音容笑貌，仍留下了许多难以忘怀的印象。
1938年因抗战之需，国民政府迁都重庆，刘百泉毅然抛弃南京房产，与家人溯江而上，至汉口后取道郑州、西安，回归阔别三十余载故里西乡，以后始终未去重庆到职，但监察院仍保留其调查专员职务，按月寄薪金。当时西乡地方政府和豪绅地主范鸣岐、穆星阶、任华卿则与军阀相互勾结，狼狈为奸，残酷压榨贫苦农民，摊派苛捐杂税竟达40余种，田赋高到四倍加征。此外，农民还要缴纳地租，遭受高利贷盘剥。贫苦农民长年累月辛勤劳动，换来的却是衣不遮体，食不饱肚的痛苦生活。刘百泉曾在范家宴席上拍案训斥，义正词严地指责其不义行为，在座人员大吃一惊。范、穆虽对他颇有不满，但又畏其政治影响力，恶行稍有收敛。
1940年后，刘百泉体质日衰，加之，对现实不满的抑郁之情，终于1942年6月18日因脑溢血病逝，终年65岁。西乡学者刘霞举为其撰写墓志铭，并由书法家徐泽生缮写。治丧时，重庆、西安等地均有友人发来唁电，国民党中央及陕西省政府亦发来唁电、寄来挽幛。其中一联挽词为：
三十载投笔革命，壮志勋襄先总理；
六旬寿还乡告终，大名誉著新中华。
准确概括了刘百泉先生为民主革命事业奋斗一生的人生经历。
（作者系西乡县教研室教研员）
